回顾植物科学画的历史，鼎盛时期曾有400多位画师，但随着老一辈画师脱岗、退休、离世，目前，体制内专职从事植物科学画的人，已经不到10人

“这是钱崇澍校长，这个留着小胡子、穿着长袍马褂的是胡先骕，还有秦仁昌、陈焕镛、方文培，这些都是第一代植物学家。我那时还是见习员，没有资格和他们合照。”今年已经81岁的张泰利指着一张黑白照片，她还清楚地记得1961年拍照时的情景。

张泰利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从事植物科学画工作40年。如今她年过八旬，身板硬朗，在法治周末记者提出采访邀请时她爽快答应。她手中那张黑白的老照片里，有多位开创了中国植物研究先河的“元老级”人物。

而张泰利所从事的植物科学画，是一个独特而“孤独”的画种，对植物科学的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简单来说，植物科学画，就像是植物“身份证”上的标准照片，以绘画的形式真实、精确地反映植物植株和器官的形态特征。植物科学画有别于一般的艺术绘画，它介于艺术和科学之间，以科学内容为标准，同时兼具艺术性与创造性。

自中国植物科学画诞生以来，其跨越历史的长河，几经浮沉。

在战火中坚守

1928年2月8日，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成立，是近代中国建立较早、最有成就的生物学研究机构之一。

一年之后，1929年，李石曾和李书华先生开始筹建北平研究院，并将“农事试验场”作为办公场所，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动物园所在地。

北平研究院的植物、动物和生理3个研究所也设在该院内，由刘慎谔先生担任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那时候，刘慎鄂刚刚获得法国国授理学博士学位，他带着在法国采集的两万多号标本和数百册书刊，乘船回国，投身我国现代植物学事业。

当年，偌大的中国连一个专门用于科研的植物标本室都没有，相关图书文献也廖廖无几，加之研究经费有限，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植物分类学研究困难重重。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战火连天，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几次搬迁，历经磨难。全所人员不顾个人安危，保护标本完好无损。

北平民不聊生、子弹横飞，远离战场的江苏宜兴，则悄然延续着中国植物科学事业的使命。

1943年，曾在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担任绘图员的冯澄如(中国现代植物科学绘画的奠基人)回到家乡江苏宜兴，在芳桥后村创办了村塾式的江南美术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江南美专)，这是宜兴第一所高等学校，也是我国迄今为止唯一一所专门培养植物(生物)科学画高级美术人才的学校。

当年，冯澄如任江南美专校长，主要教授生物科学画。冯澄如结合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与西方绘画艺术，以线条为主要表现方法，绘画作品精细美观、科学到位。

江南美专先后招收了20多名热爱绘画的青年人，他们在抗战期间艰苦的生活环境下学习。这批学生继承并发扬了冯澄如的绘画风格，后来大部分都成为中国植物科学画第二代画师中的主力军。

冯晋庸是冯澄如教出来的第一批科学绘图师。18岁时，酷爱画画的冯晋庸进入江南美专，不但学习传统中国画，还学习了动物分类、植物分类、英文等科学文化知识。后来，经冯澄如推荐，冯晋庸得以进入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工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战火中幸存的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终于迎来曙光。随着中国科学院的成立，静生生物调查所与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合并，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

1953年，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中国植物科学研究事业迎来了春天。
跨越半个世纪的巨著

上世纪50年代末，全国各行各业积极响应“赶英超美”的口号，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也不例外。1959年10月，我国正式成立《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中国植物志》，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型、种类最丰富的巨著之一。全书80卷126分册，5000多万字，9000余幅图版，记载了3万多种植物。

事实上，早在1934年，第一位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植物学家胡先骕就提出编写《中国植物志》。然而，由于当时资金、标本、文献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这一项目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正式启动。

项目成立之初，时任中科院植物分类与植物地理学研究室主任的秦仁昌教授被选为《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委员兼秘书，同时担任第2卷至第6卷的主编。秦仁昌是中国现代著名植物学家，中国蕨类植物学的奠基人，中国植物学的拓荒者。他在英国、瑞典、奥地利等地拍摄的近两万张中国植物标本照片，为编写该著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秦仁昌主编的《中国植物志》第2卷《蕨类植物》于1959首先出版。这是我国最先出版的一卷《中国植物志》，是《中国植物志》这部历史性巨著的第一本，对发展中国和世界的植物系统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不过，《中国植物志》自1959年至1963出版了3卷册以后，编研工作停滞了10年，直到1973年才逐步恢复编研。其间，相关工作人员只得以编写出版《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的方式，继续研究工作。《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全书共7册，附图9109幅，前5册在1965年至1975年之间相继完成。

自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植物志》的编研工作就加快了步伐，于1978年出版了3卷册，1979年出版了10卷册，1980年出版了3卷册。1978年，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1998年改名为科学技术部)制定的科技发展规划中包括《中国植物志》在内的“三志”(其余为《中国动物志》《中国孢子植物志》)作为重大项目列入规划。

2000年，《中国植物志》125卷内容全部完成，3万多种植物尽收其中。

从1959年“上马”到2004年全部出版，再到2009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这部“描述性学科的经典分类著作”跨越了半个世纪。
编撰《中国植物志》是一个宏大的工程，凝聚了全国80余家科研教学单位的312位作者和164位绘图人员，历时45年才得以完成。无疑，《中国植物志》承载了数代植物学工作者默默无闻对国家的奉献。

在野外成长的画师

时间倒回1958年。为了编写《中国植物志》，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开办了“全国科技干部培训班”，招收各地的应届毕业生和科技干部。出版《中国植物志》要求图文并茂，当时专业画师极度缺乏，培训班招收了20多名学生，由冯晋庸，与刘春荣、张荣厚这3位画师担任植物科学画绘画课程的授课教师。

张泰利回忆称，她高中毕业后，进入了这个培训班。培训班里设有3个专业，分别为植物分类、植物化学和植物科学画。3个专业的学生共100多人，其中学习植物科学画的人数最少，她是其中之一，这批学生后来成为《中国植物志》最主要的绘制者。

张泰利回忆那时的学习，上午3个专业的学生一起学习普通植物学、分类学和形态学等基础课，下午由刘春荣、张荣厚和冯晋庸3位老师带着去写生，学习素描和色彩。当时，这3位老师的职称沿用了日本的叫法，叫“技佐”，相当于工程师，工资每月106元。

指导张泰利的老师是刘春荣。刘春荣曾就读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师从齐白石。1937年毕业后，刘春荣到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从事绘图工作，是所里的第一位女性植物绘图技术员。1950年，她调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工作，直到80岁才退休。

张泰利尊称刘春荣为“刘老先生”。刘春荣对学生十分严格，当年，张泰利把植物绘画草稿交给刘老，刘老再根据标本一点一点比对，不容一丝偏差。
就这样，学习不到两年，培训班的学生就毕业“上岗”了。张泰利、王金凤、蔡淑琴等人被留到了中科院植物研究所，而其他同学则被分配到云南、新疆、东北等地。这批刚毕业的年轻画师，跟随老先生和植物学家到野外寻找植物，实地参与《中国植物志》的绘图工作。

“凤仙花不能压，只能在原地就把它画下来;能制成标本的就采下来，把花瓣、花蕊粘在卡片上做成标本，带回去参照文献图鉴画。拿不准的，就翻科属种词典，查查有什么特征。”张泰利说道。

在张泰利的印象中，自1973年《中国植物志》恢复编研后，她一年要画30至40个图版，涉及至少150个种，平均两三天一幅图。为了“赶任务”，植物科学画师更多情况下是依照平面标本绘制图版。

这样描绘植物，就需要把压扁的标本“恢复”立体。在还原标本的过程中，必须结合自己对植物形态特征的观察和对文字描述的理解，按照植物科学画的绘图手法进行艺术创新，对一些细微的的器官和结构进行“解剖”，局部放大，突出重点。根据需要，画师可以把一种植物不同生长时期的形态画在同一个图板内。

四代植物科学画师的使命

1998年，张泰利退休，因为《中国植物志》尚未完成，又被返聘两年，直到把凤仙花科的植物科学画全部交稿才功成身退。事实上，《中国植物志》几近完成之时，以张泰利为代表的植物科学画第三代画师大多也到了退休的年纪。

“最后的收尾工作交给了植物科学画第四代画师。”张泰利说，为完成《中国植物志》，四代植物科学画师可谓呕心沥血。

在125卷册的《中国植物志》中，所占数量最多的菊科植物由我国著名的菊科分类学家林镕编写，菊科的主要绘制工作则是由刘春荣完成。

如果算上《中国主要植物图说(豆科)》和《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等专著，刘春荣共绘制了2000余幅图版。她的图板都使用小毛笔绘制，线条柔软精炼，用笔圆润细致，形态优美生动，备受专家及同行的赞誉。

冯晋庸作为中国植物科学画承上启下的第二代画师代表人物之一，整整画了55年植物科学画，涉及3000多种植物，占到《中国植物志》所载3万多种植物的十分之一。

那时候，我国每发现一个植物新种，冯晋庸都要跋山涉水，到野外写生。白天拿着放大镜、显微镜观察植物纹理，晚上创作，第二天再拿出放大镜仔细对照原物修改图稿。他用一支绘图钢笔，将植物最细微的特征真实地画出来。

现任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教授级画家曾孝濂，20岁时被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招录。时值《中国植物志》项目启动，曾孝濂被选中去画植物标本，一画就是整整37年。

华南植物研究所的冯钟元，也是让张泰利敬佩的一位前辈。冯钟元是冯澄如的长子，1937年，起就曾跟随父亲在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为胡先骕、秦仁昌等教授进行植物绘图及解剖工作，并于1951年调至华南植物研究所。

1978年后，冯钟元率华南植物研究所绘图组人员在几年间陆续为全国各地培养了数十位绘图人员，余峰就是其中一位。

余峰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不同于北京、云南等其他研究所用毛笔勾画，华南植物研究所的画师们绘制主要是用钢笔，也因此形成了独具风格的华南派系。

余峰说：“我们用的小钢笔不同于普通的钢笔，用钢笔画比较有力度，能够更好地表现质感。钢笔笔头虽然不像毛笔有中锋、侧锋之分，但可粗可细，通过调整运笔画出花叶线条。不过，这种小钢笔现在国内也很难买到了，只能靠朋友从国外带回来。”

华南植物所的绘图组里，还有邓盈丰、余汉平等画师，毕生从事植物科学画绘制工作。除了《中国植物志》外，他们还绘制了《中国本草图鉴》《常用中草药彩色图谱》《广东植物志》等专著的插图。

“植物分类是外部形态分类，其本身就是描述性学科，是离不开科学植物画的。”张泰利一边翻着阅厚重的《中国植物志》，一边感叹，“植物科学画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植物科学画师为植物科学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鲜为人知。

寻找植物科学画“接班人”

在摄影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照片越来越清晰，似乎给植物科学画带来很大的冲击。

“如果发表发现新种的论文时，必须要有黑白的墨线图作为基本图，这是行业里一直延续的规矩。而且，照片只是一个瞬间艺术，只能作为科学植物画的一个辅助手段，在植物科学画师绘制标本画时，照片能帮助还原标本鲜活的状态。”在植物生态艺术画家马平看来，植物科学画并不会被摄影取代。
话虽如此，现状堪忧。现如今在科研需求大大降低的情况下，当初专业从事植物科学画的画师都改了行。这个处于科学体系中边缘位置的职业，很难吸引到年轻人，几乎是青黄不接。

为了让这个“孤独”的画种后继有人，老一辈植物科学画师作出了很多努力。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副教授、中国植物协会前植物科学画专业委员会委员陈月明，从事药用植物科学画30余年，如今已是86岁高龄的她还在坚持绘制药用植物画。然而，她教过的18个学生当中，大多都转而从事了其他行业，目前只有一位还坚持着本行。

马平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回顾植物科学画的历史，鼎盛时期曾有400多位画师，但随着老一辈画师脱岗、退休、离世，目前体制内专职从事植物科学画的人，已经不到10人。

尽管当前专业画师稀缺，但新一代植物科学画师踏着先辈的足迹，砥砺前行，取得了出色的成绩。由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牵头开展的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泛喜马拉雅植物志》中三分之一以上的物种都配有精美的线条图，其中不乏新生代植物科学画师的力作。

参加过《中国植物志》插图编绘工作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在职植物科学画师李爱莉，是中国植物科学画第四代画师代表之一，由她手绘的水稻根系图登上6月第37卷第6期《自然——生物技术》的封面。

近年来，国内关于植物画的画展逐渐多了起来。2017年，在深圳举办的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国际植物艺术画展让植物艺术画走出科学殿堂、走进公众视野;2018年，在北京自然博物馆开展的“画框里的科学——中国科学院首届科学画展”汇集了中国四代科学画师的作品……画展不仅是一个展示具有中国风格的科学绘画作品的载体，也是一个学科融合、学术交流的平台，更是一个复兴和传承植物科学绘画艺术的窗口。

马平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壮大队伍，成为植物科学画的接班人，而这也是老一辈植物科学画师共同的愿望。

法治周末记者 郝若希